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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引导-资本市场助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需要私募基金发挥专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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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比較視角看,美國硅谷和以色列在信息技術、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生物醫葯、基因技術等領域的成功,不僅推動了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引領了全球產業發展方向。以美國為例,經過政府推動的銀行系統支持創新創業嘗試的失敗,和長達半個世紀的市場化選擇,私募股權創投基金成為美國早期創新資本形成的重要力量,與納斯達克等公開股權融資市場共同構成功能完備的資本市場,滿足了不同類型規模以及發展階段企業的融資需求,成為美國引領全球創新發展的重要原因。而以色列創新資本形成路徑和創業生態系統的培育中,政府的引導作用功不可沒。1974年,以色列政府成立了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1985年國會通過了《產業研究與開發促進法》,規定首席科學家辦公室將輔助科技發展作為促進經濟的重要手段等職責。1992年組建國內第一隻政府創業引導基金(YOZMA),撬動社會資本特別是境外機構投資者,支持創新企業的發展。YOZMA解決了以色列支持高科技產業增長缺乏足夠投資商和資金的“市場失靈”問題,與美國等海外投資商建立了全球合作網絡。在以色列優秀的教育體系、國防精英研究單位和跨國公司研發中心等創新因素的共同推動下,以色列發展出了全球最先進的高科技生態系統,在創新發展方面獨樹一幟。

最後,預祝本次論壇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針對上述問題,基金業協會近期正在認真研究並於近期推出《私募股權及創業投資類FOF投資盡職調查指引》,促進提升行業專業化水平,推動形成倡導信義義務的行業文化。下一步,將積極研究總結包括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以及國內部分優秀政府引導基金的成功經驗,根據我國實際,推動行業建立正確的內部治理、業績評價機制,促進產業引導功能與市場選擇功能的有機統一,助力創新資本形成。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今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習總書記強調,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將繼續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於金融市場重要論述和資本市場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在中國證監會的指導下,實施好行業自律,開展好行業服務,釋放好市場活力,為開創創新發展新局面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做出不懈努力。

實踐中,在私募股權基金領域仍存在若干治理難題。

二是部分母基金和子基金關係不協調,利益衝突損害創新資本形成效率。母基金具有長期資金募集和寬基資產配置優勢,子基金具有產業深耕和項目挖掘優勢,如果二者資源互補、戰略協同,則能發揮創新資本形成的最大功效。實踐中,部分母基金在向子基金出資或跟投的同時,也會對子基金所投項目進行直投,並利用資金和信息優勢擠占子基金髮展空間;部分政府引導基金出於業績追求,與市場化母基金開展同質化業務,在盈利性高、回報快的成熟項目上形成過度競爭,擠占社會資本發展空間。對於政府引導基金而言,應當堅持跟市場化母基金不一樣的定位,更加關註具有長期重要性但投資風險過大而不被社會資本青睞的領域和項目,通過合理讓利撬動社會資本進入,系統改善股權創投基金因選擇偏好導致的投資領域集中、投資期限短、投資階段偏後等缺陷,推動創新資本形成鏈條覆蓋更廣泛的創新創業群體。

過去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矚目成就,創新能力不斷提高。2018年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7.5%,比1978年提高24.4個百分點,主要總量指標已躍居世界前列,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2019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在141個經濟體的全球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排名第28位,位居金磚國家之首,在市場規模、創新能力和技術通信領域有較為突出的表現,其中創新能力全球排名第24位。但是從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看,過去40年主要依靠自然資源的消耗、勞動力的投入和資本的積累,主要體現為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隨著資源生態紅線約束、人口紅利消失和資本邊際產出下降,傳統增長模式已不可持續,必須從資源配置效率驅動轉向技術進步驅動,在創新發展的“無人區”趟出新路。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九大明確地提出,要走創新驅動和可持續發展之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路徑的起點就是自主創新。自主創新是一個高度活躍、高度分散和成果不確定的動態過程,從技術創意到產品研發,再到商業化、產業化,每一步躍遷都要剋服技術和市場方面的種種風險,失敗概率極高,這就需要有足夠體量和耐心的創新資本來承擔這些風險。一個經濟體中,能夠承擔風險的資金越多,這個經濟體的創新發展能力就越強,因此創新資本形成能力是創新發展的必要條件。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正是募集創新資本的有效工具,能夠為創新企業提供與其高風險特質相適應的資本金。一方面,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憑藉專業化能力,遴選優質標的、撬動社會資本,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將創新資本匹配給有創新發展潛力的企業,是“智慧的資本”;另一方面,為標的企業提供優化發展戰略、推薦優秀技術和管理人才、對接市場和政府資源等增值服務,陪伴企業成長的全生命周期,是“耐心的資本”。

經過二十多年的孕育成長和2014年以來的快速發展,我國私募基金服務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功能日益增強。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24304家,管理資產規模達13.33萬億元,其中私募股權及創投基金規模達9.23萬億元。私募基金累計投資於境內未上市未掛牌企業股權、新三板企業股權和再融資項目數量達10.75萬個,為實體經濟形成股權資本金6.03萬億元。2018年當年,私募基金投向境內未上市未掛牌企業股權本金新增1.22萬億元,相當於同期新增社會融資規模的6.3%;2019年上半年投向境內未上市未掛牌企業股權本金新增0.25萬億元,相當於同期新增社會融資規模的1.9%。私募股權及創投基金支持創新創業,為資本市場培育和輸送了大量優質投資標的。截至今年9月30日,共有33家公司在科創板上市,其中私募基金參與投資31家(在投30家);共有320只產品參與投資,投資本金共189.76億元,其中在投產品287只,投資本金182.99億元;有13家公司在設立5年內得到私募股權投資,有22家公司在設立10年內得到私募股權投資。從全市場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積極投向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和佈局新經濟領域。截至今年二季度末,私募基金在投中小企業項目5.82萬個,在投本金1.97萬億元;在投高新技術企業3.01萬個,在投本金1.23萬億元。尤其互聯網等計算機運用、機械製造等工業資本品、原材料、醫葯生物、醫療器械與服務、半導體等產業升級及新經濟代表領域成為私募股權及創投基金佈局重點,在投項目5.34萬個,在投本金2.64萬億元。私募股權基金還積極支持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在北京、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地區的投資體量領先於其他省份,二季度末合計投資案例數量占比為69.7%,合計投資金額占比為54.1%。私募股權基金已成為發展京津冀地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灣區的“建設者”和“助推器”。

三是基金管理人集團化抬高社會融資成本,不利於創新資本形成。在管理人登記中,違背基金本質和專業道德要求的非正常“集團化”問題比較突出。一種形式是,引導類基金在參與市場化投資過程中,出於內部激勵、屬地管理或稅收本地化要求,往往下設若干個業務同質化管理人,分別登記運營,或要求有財政資金參與的基金產品GP和管理人“雙落地”,兩種情形交織,形成基金管理人內部的縱向“集團化”。部分集團化管理人層級多達五六層,甚至八九層,不僅不符合國資治理結構調整的方向,集團內基金產品之間多層嵌套,也抬高了投資人負擔和資金成本;另一種形式是,存在業務衝突的橫向集團化被限制登記備案後,部分實控人開始通過非股權關係的人際控制,形成複雜的股權代持網絡,變相尋求類金融業務“集團化”。這些集團化都存在變相自融、利益輸送等侵害基金投資者利益的風險。

一是部分政府引導基金考核機制不合理,市場化激勵不足,治理機制不符合基金運作規律。部分政府引導基金片面追求保值增值,擔心國有資產流失,要求每個投資項目都參照國資獨立監管和考核,導致引導基金難以承擔市場化風險;部分地區的引導基金要求在領導任期內完成業績考核,導致政府引導基金只能投資於偏後期階段的項目,甚至購買理財產品,失去了創投市場資金補位和政策引導的功能。在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目標下,部分引導基金要求不能虧損,甚至規定投資收益參照銀行間固定收益產品確定回報率的情形,偏離同股同權、收益共享、風險共擔原則。這些做法限制了政府引導基金功能的發揮,也打擊了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有必要加以改善。在政府引導基金的治理機制安排上,應從基金作為組合投資、分散風險工具的本源出發,強調對整個基金的考核而不是追溯單個項目的盈虧,更關註長遠利益而不是短期績效,在追求財務平衡的基礎上對社會資本合理讓利,與社會資本優勢互補,激發股權創投活力。

兩國經驗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啟示:私募股權及創業投資基金作為有效的金融工具、創新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市場選擇,還是政府引導,只要遵循基金的本質和市場的規律,都能點燃科技創業熱情,推動高科技發展,促進科技生態,築就創新高地。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剛纔致辭環節李超副主席的重要講話,為我們做好當前私募基金行業自律與服務工作指明瞭方向,相關要求我們將在具體工作中認真貫徹落實。就“資本市場助力數字經濟創新發展”這一話題,我想結合私募基金的發展談一談認識與思考。私募基金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經濟是創新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本市場助力數字經濟創新發展需要私募基金髮揮專業價值,核心就是推動創新資本形成。

優化行業治理、改善營商環境是釋放私募基金投資活力、推動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的重要條件。2013年6月,新《基金法》實施,將非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納入統一規範,並明確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實施監督管理,由行業協會實施登記備案和行業自律,我國私募基金迎來法治時代。同月,中央編辦發文明確由中國證監會履行私募股權基金監管職責。2014年2月,中編辦再次確認私募股權基金監管職責中包括創業投資基金監管。同期,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根據《基金法》要求和證監會授權開始履行私募基金登記備案職責。2014年5月,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17號)明確把建立健全私募基金髮行制度,完善私募股權基金監管標準,完善扶持創業投資發展的政策體系等納入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內容。2014年8月,證監會頒佈實施《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奠定私募基金行業監管的法治化基礎。2014年至今,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在中國證監會的指導下,積極探索私募基金行業自律本質、規律、方法,以推動落實信義義務為核心,構建了較為完整的自律規則體系;按照錢從哪裡來、投到哪裡去的基本邏輯,持續建設私募基金大數據信息管理系統;圍繞基金管理人與投資者、基金管理人與被投機構、基金管理人與中介服務機構的互動關係強化過程信用建設,推動“三重博弈”,引導行業機構與從業人員主動提升專業能力和道德水準,通過自我約束和最佳實踐避免觸碰法律和行政監管底線,提高行業社會公信力。